世纪之初，现代中国大张旗鼓地拉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幕，此后，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级和省、市、县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划拨专项经费予以保护，一批批传承人正在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发放的传承津贴，一批文化生态保护区得以公布和挂牌。更重要的是，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原种，就是保护人类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活态传承、人在艺在”等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深入人心。毋庸讳言，在当下文化生态发生多元、多格碰撞的重大改变时，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保护好自己的传统文化，大面积铺开的传承保护工作，十分必要。

五花八门的时尚快餐式新文化，与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类群形成尖锐对垒，新与旧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升格为一场战争，一场文化领域内侵蚀与反侵蚀的战争，这场战争本质上具有悲壮感，因为从一开始就注定时尚文化不会遭遇彻底失败，而传统文化却面临着一场被弱化、被湮灭的危险。前者正逐渐占据上风，获得大片的固定阵地，尤其在年轻人群中，争夺到绝对数额的消费群体，还一度呈现不可一世的优裕感。传统文化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伸张、保护下，启动了一轮轮顽强的反攻，从游击战转为阵地战——大规模防御战，在许多局部区域改变着攻守态势，取得一茬又一茬战术性成果。

但是，这场传统文化向时尚领域的大反攻，传统文化距离夺得战略决战目标高地为期尚远。大面积城市化推进不断克隆着节奏匆忙的都市生活，也让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链处于更加脆弱状态，一些项目名录面临后继乏人窘态，甚至遭遇某种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尴尬。我们的迷茫就在于：针对某些稀有珍贵的艺种资源，找不到行之有效的社会化传承方式，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仅仅依靠师传徒受、口口相袭的自然状态，这个艺种就日益面临着沉寂损毁的风险。这是一道二元方程，需要求解：要么死死地拽住它的生门，要么顺其自然，眼睁睁任其泯灭。守土有责，我们到底该这么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怎么做才不至于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再度铸成大错？身处非遗保护基层，面对老少边穷地区众多非遗项目名录，如何避免热闹衙门似的官样文章，实施更为切中肯綮、扼住要害、收到显效的保护措施？针对项目名录如何寻求一针见血的保护模式，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敦促我们务必一边从事实践探究，一边做出理论解构的课题。

一、针对南曲艺种选择的社区传承模式

南曲，亦称丝弦，主要流行于五峰、长阳清江流域土家族聚居区，距今已有200年以上历史。自制小三弦是其主要伴奏乐器，也有配以二胡、简板的。旋律分为“南腔”和“北调”两个大系，现存曲牌31个，其中“北调”仅存寄生《悲秋》1支。属曲牌体唱腔，联曲体结构，南曲头、垛子、上下句、南曲尾作为核心曲牌，被称为“四柱”。方言行腔，字少腔多，一唱三叠，被誉为“一朵郁香的山花”，是汉人宫廷雅士与土家族民间艺人历经数百年合璧的典范之作。传至当下，活态传承人已如凤毛麟角，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怎么才能够让古老濒危南曲焕发出时代生机？选择社区模式，有一个在传承实践中反复纠结的过程。此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保护中心在大松树小学设立南曲传承基地，由于三弦把位跨度偏大，孩子们的小手伸展范围不够，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传承活动无法突破三弦乐器弹奏瓶颈。中心于2010年举办全县范围内的南曲培训班，乡镇文化专干、中小学音乐教师和部分南曲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训人数近百人。人数太多，教学所用三弦琴严重欠缺，学员只能够轮流操练，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结束后，中心为每个乡镇综合文化站配备了一把三弦，要求乡镇学员向文化站借琴练习，努力达到弹唱一体的水平。对巩固培训成果至关重要的延伸性训练因落不到实处——琴具不能够随身拥有，使得弹唱操琴变得皮毛分离。保护中心苦心播撒的第一批南曲传承种子，落土后却不能够接地生根。痛定思痛，中心决定不再搞那种“大锅饭”式的集中培训，以城镇社区中老年人群为骨干力量，传承小规模、小班化、小建制，这就是所谓社区传承模式。为保证学员人人拥有价值1500元的楠木小三弦一把，中心婉拒多余的报名者，选择性吸纳20多名学员。聘请南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陆先模、高家尧等教学唱腔、简板等，聘请张春林、张勇等专业教师担任三弦教学。在五峰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斗米的二胡，担米的三弦，一个早工的唢呐。”说的是三弦乐器学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徒弟拜师至少也要花费“一担米”的价钱。这次培训以三弦乐器教学为主，集中培训一周后，学员转入定期交流切磋的小沙龙活动模式，每间隔一个月，中心派出三弦专业老师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集中所有学员，陪学陪练，适时点拨，提供教学辅导与帮助，坚持时间长达一年之久。2013年春，中心组织专家组对这批学员集中考核，按预先设定的方案，张友、张光胜、樊晓星等8名学员独立完成《春去夏来》和《悲秋》两个经典传统曲牌的自弹自唱。中心为考核过关的学员发放奖励性传承误工补助，每人2000元。8名学员成为南曲新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心将三弦乐器和简板配备给他们终身使用。未考核过关的学员继续练习自弹自唱，参加下一轮社区传承培训考试。学员们牵头组织起沙龙模式的“五峰镇南曲社”，参加2013年全县首届春晚南曲表演，五峰春晚获得湖北电视台陇上频道县市级春晚节目展播二等奖，南曲被评为全省十八个春晚优秀节目之一。2013 年5月，保护中心在新县城渔洋关镇复制性举办第二期社区南曲培训班，同样获得了成功。

为什么社区传承模式适用于南曲呢？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南曲曲调悠雅，文词高格，乡间草野学唱南曲者虽多，只有教师、医生、师爷、道士这些文化水平高的人方能登堂入室。选择社区模式开展南曲传承拥有4个显而易见的优势：一是这批人以退休或提前退休的中老年人为主体，他们相对“有闲”，能够挤出成块的时间来唱曲和弹奏；二是这批社区传承对象都是地方上的文艺骨干分子，他们在歌唱和乐理上都具备较好的基础，有的是声乐爱好者，有的本来就擅长二胡、板胡、京胡、笛子等其他管弦乐器，这为南曲传承带来了“技术取质”上的便利；三是这些人相对集中在城镇周边，便于召集和组织，也能够节约对艺种进行社会化推动的运行成本，四是这批人大多与世无争，心态已经趋于平和淡定，贴近南曲文词本身“优雅娴静”的意境，容易发自内心地爱上南曲。这些人一旦入围新的南曲传承人，他们就会成为自觉向社区周边扩散艺种的中坚力量。这种传承模式，避免了“热闹衙门”的做法，中国文化报用《南曲社区传承，催绽郁香山花》为题对五峰中心的社区传承活动予以特别报道。

事实证明，这样的社区传承模式是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容易产生显效。我们过去完全依托民间生态链师传徒受，在杜海卿之后，再也没有“娩出”过一名能够自弹自唱的南曲新人。在探索社区传承模式的四年时间里，却先后培养出50多名能够自弹自唱的南曲爱好者，这还不包括南曲进校园的少年传承基地和南曲走进县民族歌舞剧团青年传承基地所产生的发烧友，青少年传承基地和民族歌舞剧团青年传承基地，说到底，本质上也是一种面向选择性人群提供的社区传承培训服务。通过社区传承模式，南曲在五峰真正避免了艺人枯竭、传承者消亡的危险，使得传承队伍不断壮大，传承人群日益势众，古老南曲又开始呈现出枯木逢春态势。

二、薅草锣鼓的基地传承模式

薅草锣鼓，是清江流域土家人在薅草时一边敲锣打鼓一边歌唱的独特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千年以上历史，对研究本地民风民俗、民族音乐史等都有着重要价值。2006年，五峰薅草锣鼓被公布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动辄几十上百人聚集大田里薅草的场面不复存在，薅草锣鼓失却原生态土壤，其田野奏唱形式面临失传危机，该项目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中心自2013年起开始对薅草锣鼓实施重点保护，选定具有“万亩平原”美誉的湾潭镇和有着“寨上江南”之称的白溢坪村，因为这些乡村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大群体薅草形式曾经如火如荼。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也依然因其居民住地平坦，人户相对密集，还能够“打转工”展开数十人合作的薅草协作，易于恢复一边劳作一边歌唱的田间原生状态，故而采用返还民间方式进行传承。

什么叫“返还民间”？有的专家反对这个提法，笔者是这样理解的：20世纪50、60年代，薅草锣鼓山歌随着大集体薅草的兴盛而盛行，文化工作者远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抢宝”设施设备和交通车辆条件，但是，那一代文化人依旧尽到了守土之责，他们赤脚下乡，采集记录下来大量薅草锣鼓山歌。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比较成型的薅草锣鼓山歌词谱本子，就是那时候的文化先贤们整理后流传给我们的。在今天的民间文化生态链中，许多经典传统的山歌旋律、文词和锣鼓经荒芜失传，即使有少数民间艺人还在坚持传承薅草锣鼓，但是他们往往因为缺少对手或者缺少足够形成巩固技艺的演唱应用平台，曾经熟知的山歌与锣鼓曲牌都模糊成“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似是而非”的状态。专业文化工作者把它们从艺术档案专柜翻检出来，使用专业的“翻盘”能力，刻印成套资料，将它们手把手地重新返还给民间艺人，恢复其田野传承状态，让民间艺人拥有更好更多的山歌旋律，拥有更为丰富的锣鼓经，从而让他们感受和品味薅草锣鼓兴盛时期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增强其传承信心。这些东西原本就是这块土地上所独有的，我们作为专业文化人并没有为他们“创作”什么，仅仅是把一些来自民间的东西，原封原地捧出来移教给这块土地，我们叫它“返还民间传承模式”。

中心为2个基地免费配备10套以上薅草锣鼓专用乐器，并为参与基地传承活动的所有培训人员提供全套薅草山歌曲谱和专业人员整理刊印的锣鼓经，派出专业教师深入基地开展教学培训活动。集中培训一周后转入延伸巩固训练阶段，由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召集，抽农闲和阴雨天气切磋交流。一年培训周期到位，中心组织专班考核验收，对获得考核总分90分以上者授予薅草锣鼓一级歌师荣誉证书，并发放一定数额的传承误工补助，作为新的薅草锣鼓县级传承人登记上报，提供平台参加各类公益性演出。通过这种返还民间的基地传承模式，先后有60多名薅草锣鼓歌师脱颖而出，组建起了多个传承艺班，依托中心设在当地的重点传习基地，常年开展传承展示与对外交流活动，培养出了一批当地薅草锣鼓传承的生力军。

三、土家族打溜子校园传承模式

土家族打溜子俗称“打围鼓”、“抽溜子”、“打家伙”，是土家族独有的一种器乐合奏形式。在五峰流行的多为五人溜子，即由五人分别操打堂鼓、溜子锣、头钹、二钹、勾锣。打溜子因句式、音型结构紧凑，奏法上密而不乱、疏而不散、环环相扣、句句相溜，故而得名。它模拟自然界和动物的声音，呈现出富有妙趣的情态。节奏轻快跳跃，情绪热烈欢快，力度强弱变化鲜明，音色高亢明朗、清新优美，被称为“大山里的交响乐”。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主要流传区域为湾潭镇和仁和坪镇。2009年，打溜子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多年以来，中心扶持仁和坪镇文化站与仁和坪镇中小学、升子坪小学，联合培训学生三个班子15个人的打溜子传承人。每周星期二下午，聘请国家级传承人简伯元、省级传承人王德才、王德芳传授打溜子技艺，讲解打溜子在仁和坪镇的历史源流和谱系曲谱知识。4年来共培训100多次，800多人次受训。学生打溜子传人2012年参加宜昌市组织的文化遗产日夷陵广场非遗展演，获得传承金奖，此后，打溜子校园传承步入“加速度”状态。2012年，仁和坪镇文化站和仁和坪镇中心学校达成协议，仁和坪镇中学、仁和坪镇小学、升子坪小学共3个学校组织学生25人5个新班底，学习“土家族打溜子”。中心为传承基地学校配备多套打溜子乐器，简伯元师傅牵头教学，仁和坪文化站负责组织、场地、培训常务等；仁和坪3所学校负责选拔学生、联系家长接送。每周五上午在升子坪小学，简伯元老人骑着摩托车到学校传授技艺，完成2个班底的传承教学，下午在综合文化站培训另外3个班底15名学生。当年参与培训的少年打溜子传承人，参与了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剧团大型歌舞“我在茶乡等你来”节目，赴北京民族剧院交流演出，登上了大雅之堂。

   打溜子选择校园传承模式，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依托当地乡村红白喜事延续至今的，拥有较为深厚的民众基础。打溜子是5人器乐合奏形式，其精华所在的头钹、二钹一强一弱的击打节拍，又特别需要手、眼和内心节奏的相互关切，为此我们挑选了热爱打溜子的双胞胎同学参加传承训练，他们练起头钹、二钹来，尤其容易达到配合默契、收发随心的境界，收到了非常好的传习效果。这些项目传承所需要的内在要件，决定了校园传承最容易提供5人小组训练班底，最容易获得相对固定的训练场所，最容易获得成块的教学时间，最容易依托民间艺人上讲台获得师资力量，也最容易通过校园文艺平台获得展示和对外交流机会，从而不断巩固校园传承的连续性与成就感。这些孩子将来踏入社会后，又会加盟到民俗传承的生态链里，成为红白喜事溜子乐班中挑大梁的主角。

四、土家族传统仪式歌舞“撒叶儿嗬”重点村落传承模式

“撒叶儿嗬”，汉称跳丧、打丧鼓、跳丧鼓，是湖北西部清江流域土家族传统歌舞。唐《蛮书》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击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清《长乐县志》记：“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柩旁击鼓，互唱俚歌……”“人死众家丧，一打丧鼓二帮忙。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跳一夜丧鼓送人情。”聚在孝家堂屋里亡者灵柩前，男人载歌载舞，女人穿戴鲜亮服饰围观助兴，通宵达旦。撒叶儿嗬是大众自发参与的民俗活动，是乡邻帮忙和人情体现；歌舞贯穿豁达通脱的生命意识和因循自然的朴素哲学思想、乡邻族群亲睦以及难能可贵的积极人生态度。撒叶儿嗬是土家男儿的舞蹈，这并非对女性的歧视，而是与从巴人到土家的历史传统有关。近几年来，撒叶儿嗬传承途径呈现商业化、传承人群呈现女性化趋势。

五、蒿坪民间吹打乐村落兼家族传承模式

蒿坪民间吹打乐依靠师徒传承、家族传承世代相袭，至今仍沿用工尺谱授徒传习。艺班4人一组，称为四合班子。蒿坪民间吹打乐有满堂红、小桃红、扮装台、小阳春、奇缘会、水龙吟、水绿音、小开门、一枝梅、水阁凉亭、正大开门、状元游街、双凤朝阳等300多个曲调。在不同民俗场合，由班主根据不同场景需要选曲演奏，喜吹欢曲，悲奏哀调。男客进门吹唢呐调子，即用唢呐主奏，旋律豪放，气氛热烈，俗称大乐；女客进门吹笛调子，即用直笛主奏，曲调清雅含蓄，婉转悠扬，俗称细乐。蒿坪民间吹打乐是五峰民间吹打乐的核心组成部分。

造成蒿坪民间吹打乐面临严重传承危机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当下内地农村以打工经济为主，留守在乡村的年轻人总量太少，吹打乐学徒大面积流失；二是蒿坪吹打乐记谱读识采用古老的工尺谱，教学难度大，一般音乐素养的人学得吃力，也不容易学上手；三是乡村红白喜事引入电声乐班占据较大份额，演奏吹打乐艺种报酬廉价，比较效益太低，难以养家糊口。

蒿坪吹打乐作为五峰民间吹打乐最具特性和魅力的部分，已经处于濒危状态，非遗中心与渔洋关镇人民政府一道，采取系列保护措施：在蒿坪村委会挂牌“蒿坪民间吹打乐传习基地”。利用农事相对闲暇时段，定时集中吹打乐艺人切磋经典曲牌；对现有艺人集中考核发放吹打乐艺人等级证书，对技艺特别高超者，发给大师级吹打乐艺人证书；对考核合格者发放民间吹打乐骨干艺人证书。与大师级艺人、骨干艺人签订传艺授徒合同，以1—2年为一个传承周期，学徒年龄在30岁以下，凡学有所成，通过骨干艺班考核合格者，师徒各自获得传承奖金1000元、3000元不等；为艺人提供向渔洋关镇及长阳周边展示吹打乐技艺更好更多的商业平台；政府每年为渔洋关镇文化站划拨蒿坪吹打乐集中展示经费，用于组织吹打乐艺人班子对外交流所需的服装、交通补贴、食宿及误工补助等。无奈诸多措施收效仍不如人意，仍存在传承人愿意授徒、后生们却不愿意拜师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被动局面，年轻的吹打乐传承人人数尚不见增长。在这种状况下，非遗中心依托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余现炳、钟立、李传虎等，在他们的家族后辈中物色年轻人开展传习，总算培养出5名30岁以下的少年传承人。

六、采花星岩坪山歌社会传承模式

五峰被誉为“山歌之乡”，早在20世纪60年代，“湾潭山歌三姐”就在宜昌区域内闻名遐迩。现今她们或以花甲、或以古稀之年，还能清唱500多首山歌，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传承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茶乡星岩坪举办万人赛歌会，吸引了省内外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前来采风。五峰山歌、民歌有170多首入选《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湖北卷》，其中有13首精品入选《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比如至今还在广为传唱的经典传统山歌《红日照在东山上》《高山顶上一蔸茶》《哭嫁歌》《半岩一枝花》《耍须调》等。

采花星岩坪山歌作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是一个特定区域内民间集体音乐智慧和歌唱才能的代表作。主要依靠家族传承、村落传承延续星火。绝大多数歌手从小跟随自己的太祖母、祖母、母亲等前辈在耳濡目染中接触山歌，随之在生产劳动中和茶余饭后开始学唱山歌，又在集体模式的协作劳动中随班哼学跟唱，在群体集会和山歌赛事中登台献艺，比拼歌喉，展示歌才，提升歌艺，人我互学，共同进步。只有极少数人向当地被公认的山歌高手们参师学艺，但无需履行任何拜师仪式，因此也少有师徒名分。随着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全面推行，大集体协作劳动的原生态土壤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大山深处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选择外出务工，20世纪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山歌手纷纷谢世。采花山歌鼎盛时期，拥有山歌艺人近3000人，20世纪90年代尚存300多名艺人，今天，采花山歌艺人仅剩下100多人，星岩坪山歌项目名录在当下面临着传承危机。

从2013年起，县委、政府提出让干部职工“人人会唱一首山歌、人人会讲一则民间故事、人人会跳一曲摆手舞”的文脉复兴计划。非遗保护中心连续多次举办山歌培训班，着眼于让干部职工更好地应对需要山歌展示的经济文化交流平台，提升导游素质、提高旅游魅力。中心聘请隗传章、覃正美等优秀山歌手担任培训教学任务。县直各单位、各大旅游景区、宾馆、各乡镇都选配了嗓音条件较好的人员全程参与培训。培训期间教唱教会了《高山顶上一兜茶》《荫凉树下等情哥》等20多首本地原汁原味的山歌和民歌小调，中心为培训学员免费发放经典山歌词曲资料，并刻录范唱教学光碟作为延伸巩固性资料发给每位学员。不仅教唱山歌知识、发声方法，教会经典传统山歌，还教学简谱，让山歌爱好者获得基本的识谱视唱能力。通过培训活动，山歌艺人增加了100多人，年轻人中爱唱山歌且具有较高水平者发展到30多人。星岩坪山歌选择规模化培训，主要是因为集体薅草、撕苞谷和摘茶的大场面劳动方式改变，劳动中因为疲倦或者想鼓足干劲挑起拉歌比赛的现实需求消失，集中培训教唱被迫成为传承活动首选。

严格说来，上述做法，只是我们作为基层保护单位的一些个别经验及探索，有的还算不上一种传承模式，只是点滴经验归集，最多算是一种传承保护的方式方法，也许还带有某种个体经验的狭隘性和不可复制性，但是，所有非遗项目名录的传承都没有一种可以现成套用的“代数公式”，包括人类非遗保护行动本身，也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文化拯救行动，一种没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的新生事物。因此，我们关于一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传承保护探索行动，虽不能够包罗和穷尽所有艺种的传承保护行为，但我们身居少数民族资源富集区，虔诚地立足于真功实做，致力于改变重申报、轻保护的弊端，又都是不无意义的，因为，南曲至少对于曲艺大类的保护模式有所裨益，薅草锣鼓对于田歌保护大类有着参考意义，撒叶儿嗬对于具有特定内涵的民俗仪式舞蹈的保护可资借鉴，五峰民间吹打乐对于隶属同一类型的民间器乐音乐或许能够收到举一反三的功效。

对项目名录追加保护措施的终极结果不外乎两个：一是项目名录因此获得更大范围更多人群的知晓率，从而改善原生态传承的社会化土壤，唤醒更多人群对艺种的持续关注与参与热情；二是推动项目传承人总量的增长和后续追随人群的滚动增加。人在艺在，人走艺亡，因地制宜，研究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条例，对传承人申报、认定流程进一步规范化，并加强后续管理；建立长期有效的传承激励机制，传承人确实履行传承义务，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档案资料；对高龄、贫病及遭遇特殊困难骨干传承人建立慰问和救助机制；适时召开传承人代表大会，表彰优秀传承人，引导激励传承人更好地传艺授徒；反对旅游景区对于非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即不支持高级别传承人进入旅游景区，从事以文化导游、卖艺挣钱为长期职业的活动——假若各地为数不多的高级别传承人，把旅游景区当作挣钱篓子，就会长期游离于村落传承、社区传承等传承源基地，如此一来，该艺种就会“到此为止”，灰烬火熄，不利于艺种的薪火续接。这些虽然并不包括在传承模式之内，却似乎又与某种保护模式的贯彻与推行筋脉相连，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项目名录只有找到适合于项目特征的传承模式，又能够激励和调动传承人“活”在当下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才会朝着更具有显效的方向推进，不断巩固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