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1500年前南朝梁时宗懔写的《荆楚岁时记》，及至上溯到2500年的《山海经》、《诗经》以及《离骚》《九歌》《天问》等书籍，品尝上古及今荆楚地区的敬阳祭月、崇凤尊龙、好巫驱傩、祭祖遁世、生火送亮、敬鬼重祠祀等民间风俗遗存，思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民俗文化的变迁异常”[1]。追寻岁月的痕迹，感悟社会的变迁，荆楚先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顽强地生存、生活，积累了活法、智慧，形成了特有习俗，或酬神祈年，或娱鬼弄巫，或慎终追远，或贵生尚礼，或歌舞凌志，或……

星回斗转，新桃旧符，民俗文化传承“从重视传统转向关注现代，关注现代化给民俗文化带来的巨大变化”[2]。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冲击民俗、民间观念。民俗是流动的，世情渐变，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传承与播布是民俗存在的永恒。民俗又是凝固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族群情感寄托是民俗不变的主体。由民众创造和享受的民俗文化不会忘却先民的嘱托与祈愿，亦不会放弃时代的便利和其他文化的吸纳。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现代经济、科技、交通和通讯方式等变化，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和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民俗文化的变迁，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未能从根本上退洗民间观念沿袭。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刀耕火种的生产模式仰日月光辉，荆楚先民敬阳祭月以祈物盛年丰。鄂南依稀尚存部分乡民对太阳的崇拜的遗迹，其桂花镇大屋雷村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守月华”，祭祀月亮以祈求桂花丰收，祭月习俗虽然不似远古祭祀的隆重，甚至加入后代人们的歌谣，对月的崇敬没有改变。农耕时代，牛是农业生产的必备之物，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潜江市积玉口太和场村仁家湾“鞭春牛”以对牛的敬重、崇拜，直到上世纪末也没有改变。是年立春之日，在村东打谷场吹吹打打，牵牛以采杖轻鞭，模拟耕地，撒谷满堂，模拟播种。近十年来，仁家湾的农业生产基本使用机械作业，2010年最后一头耕牛离开人世后，逢年过节敬牛拜牛的习俗不再重现。

鄂西北的竹山、竹溪等地秋收后就将稻田蓄水，浸泡一个冬天，用水松土蓄肥、杀虫，俗称“泡冬”，或“关冬水”。鄂西的夷陵、秭归、当阳等地秋冬之际，将山地灌木砍倒，经一秋一冬的风吹日晒，开春后点火烧成灰烬肥田，增加土层肥厚，俗称“烧生田”。，鄂西土家族称为“烧畬”。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每年春夏之交，常常在江汉平原的田间地头看见一种抽水的龙骨水车，俗称翻车。视车水高度，长约三至五米，分6——30 节。小的龙骨水车一人用双手推拉，将水由沟渠抽往稻田。大的龙骨水车二至三人，两肘匍在车架上，脚下双脚蹬踏龙骨水车的脚轮，将水由河塘抽往沟渠。其悠然自得，边闲聊边车水，倒也富有田园诗般的浪漫色彩。

第二，社会环境，特别是生活环境的变迁，带来民俗信仰的变化，民间某些俗信渐趋势弱。如，过去的江汉平原乃至荆楚多数乡村，每到炎热的夏季，大人和小孩往往在河流、沟渠和堰塘游泳，洗澡解暑，于是不免有人淹死在河流、沟渠和堰塘里。人们凭着经验，往往认为，淹死在河流、沟渠和堰塘的人是水鬼找替身，脱胎换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俗信亦存在。现在这种俗信已不太流行，究其原因，是因为乡村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不少家庭有电扇、自来水，已经不需要靠游泳、洗澡解暑。且不少乡村河水断流，沟渠拥堵，堰塘闭塞、环境污染严重，人们已无兴涉水、水鬼常年累月在水中鲜见人影，同样不堪污水，兼之小孩也比过去精贵，于是溺死的的案例越来越少，关于水鬼找替身的经验、传闻也就越来越少了。

荆楚人崇凤习俗心理千百年来没有改变。洪湖人在端午节期间凤舟、龙舟竞渡，崇凤尊龙成为预兆丰年的别样风景，凤舟的凤头与出土的2000多年文物凤踏虎架鼓的凤头一样造型，一样色彩，一样神态。郧阳人以凤凰为灯喜庆新春佳节，崇凤习俗具象化为娱凤娱人的习俗。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洪湖人在端午节期间凤舟、龙舟竞渡已经难以再现，郧阳凤凰灯也只能偶尔在一些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中略见一丝踪迹。社会环境的改变，崇凤习俗心理渐趋淡薄。

第三，科技进步影响着民间传闻的流播。千百年来，人死后，或土葬，或水葬，或瓮葬，或悬棺葬，每当春夏之交的夜晚，“鬼火”在祖坟地飘荡。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荆楚地区的老百姓死后，送往现代科技制造的火葬场，将人的尸骨烧成灰烬，然后将骨灰或土葬，或存放在骨灰堂。三月三的鬼火，已经不复再现；而清明时节，荆楚百姓在坟头为先人插“孔明吊”，焚香烧纸祭祖则遇见浓烈。

荆楚百姓认为，横死的人属厉鬼，在所有的“鬼”中，因难产而亡的鬼更是可怕的“厉鬼”，俗称“血糊鬼”。千百年来，医药落后，孕妇因难产，成活的几率较小。荆楚人视生育为鬼门关，俗话说“生小孩，犹如在鬼门关走了一遍”。生育后，民间使用种种驱邪避灾的方法，佑护孕妇和孩子渡过三日、满月、百日、周岁等重重关卡，不慎而亡，俗称“房子鬼”。过去，乡村落后，分娩的妇女把命运交给了接生婆，很多接生婆靠一把剪刀，一盆烧滚的艾叶水就进行接生，其成功率可想而知。妇人难产而亡，不是1个人死亡，而至少是2个人死亡；于是最为怨气，其作祟比其他厉鬼尤甚。如今科学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发达，B超跟踪观察，怀孕的妇女老早住进医院观察，难产而亡，已是非常少见。“房子鬼”作祟的恐怖故事也就销声匿迹了。

第四，国际化带来生活变化，特别是节庆和婚俗变化。宗懔“率为小记，以录荆楚岁时，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余事[3]。”《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元日贺尊、四月八日香水浴佛、七月十五盂兰盆节、腊日祀灶等岁时节日。有些节日如元日、端午、重阳、除夕等流传至今，并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世界各地。有些节日如社日、腊日等已经消失。有些节日虽然消失了，但节日习俗通过新的习俗仍在流传，如腊八节“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4]，其中，击鼓驱傩活动仍以丧葬祭祀等形式变相沿袭下来，并被艺术化，舞台化，伴随着中国民间文艺表演走向国外。

    七月初七是中国的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女孩们最重视的节日，女孩们在自家庭院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女神赋予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祈祷自己的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美满，男孩子送梳子或纸扇给中意的女孩子，俗称“乞巧节”或“女儿节”。近年，年轻人又以庆祝西方情人节的方式庆祝七夕，现称“中国情人节”。受西方影响，年轻男孩子在2月14日情人节向心意的女孩子表达爱意，约会，聚餐，送礼物，发祝福的手机短信和邮件，表示爱情的承诺与永恒。农历12月24日是中国的“扫尘节”，“尘”和“陈”谐音，“扫尘”有“除旧”的意思，在乡村，一家之主用扫帚扫除房梁、墙壁、嘎哒犄角处的灰尘和蜘蛛网等。公历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大多数欧美家庭成员团聚在家中，共进丰盛的晚餐，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弹琴唱歌，共叙天伦之乐，也有举办化妆舞会，通宵达旦地期待着圣诞节的到来。中国人的“平安夜”，是年轻人和家庭主妇们节日。年轻人用色泽鲜艳彩纸包装一个苹果，俗称“平安果”，送给老师、朋友、同学，象征着平平安安、欢乐祥和之意，通宵达旦聚会喝酒狂欢。家庭主妇们到街上逛街，等侯商家在“平安夜”的子时前后打折，买东西。我们应该正视西方的“中国情人节”、“平安夜”在中国年轻人当中已经有着一定的市场。

第五，意识形态影响着习俗的承继。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对民间风俗带来摧枯拉朽的冲击，各种民间习俗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民间习俗渐趋复活。以节庆为例，2006年，中国国务院将春节等岁时节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央政府颁布命令，推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春节等岁时节日意识复苏，节日气氛渐趋浓烈。

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政府在制度方面的安排造成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社会保障程度低等现象长期存在。在特殊的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俗称“农民工”，逢年过节，千里奔波回家过年成为中国独特的民俗景观。“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春节回家团年、团圆，带来了祥和，拉动了经济，也带来了铁路等交通的拥挤。

第六，社会发展带来了称谓和尊卑意识的变化。如，老师的称谓历经多变，春秋时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5]” 这里的“师”，即为今天的老师。古人讲“君”和“师”相提并论，教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唐朝，“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6]”，学问在好，水平在高，学者都是有老师的，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一些人把大学老师称作为“老板”。

自古以来，农村人对父母的称呼，遵循“近亲疏叫”的传统，父亲唤作“伯”“叔”“舅”“丈”，母亲唤作“姨”“婶”“姆”“妗”。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父亲唤作“爸爸”，母亲唤作“妈妈”。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亲戚叔伯等称谓的变化。随着独生子女的大量存在，逐渐少有至亲的“伯”“叔”“舅”“姨”“婶”“姑”“姐”“哥”“弟”“妹”等称谓了。社会的交往，这些称谓又被用于称呼初次打交道的人，显示一份亲情和伦理。随着中国“计划生育”人口国策的实行，“倒插门”、“入赘婚”已成为普遍现象，女性也可以堂皇加入宗谱，承袭香火，不受忌讳，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真正成为了“半边天”，在社会生活中逐渐享有的权利。

第七，生活水平提高带来节庆的形式悄然发生变化。“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曰，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7]现在年底腊月准备的肴蔌渐少，宿岁已不多见。除夕晚上，看过“春节联欢晚会”后一般睡觉去了，除了卧室的电灯熄灭外，其他各处的电灯大放光明替主人宿岁。留宿岁饭也已经少见，一碗“煎鱼”、一碗“卤猪腰子”留为宿岁菜，其他菜肴饭汤，皆可以一扫而光。更没有留至新年十二日，再弃之街衢的习俗。

生活水平不断，过节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衣服不需要等到新年才买，逢年过节不再在家里吃团圆饭，结婚不再在家里办酒席，乔迁和寿诞喜庆也不再在家里整备庆贺，这些交给专业的喜庆公司和酒店打理。各大饭店、酒店节日期间的生意兴隆，这家酒店推出诱人的年夜饭套餐、特色菜肴，那家酒店提供系列菜品，送全家福菜、饮料、水果拼盘的优惠，这从一个侧面也衬托出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第八，城镇化带来民俗文化内涵变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老建筑、老街道、老村庄迅速消失，地域民俗文化渐趋淡出人们生活的视野。城镇化和新农村在“建设发展”的口号下，破坏了已有的历史文化底蕴，破坏了城镇、乡村灵魂的历史传承，历史和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的，渐趋丧失一个城镇、乡村自身魅力。为了商业和政绩的目的把传统文化改造得面目全非，或干脆伪造些以假乱真的“仿民俗”来取代真正的“原生态”传统文化。

   处在“跨越式发展”的荆楚地区，乡村的城市化建设和一系列特大工程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的人文环境，一些民间习俗已经淡化和消失，大量民俗文物流失，许多重要文化遗产实物消亡或手工技艺失传。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有学者预言：再过十年，中国人要想看荆楚民俗文化实物需要到周边省份，乃至到日本或者韩国博物馆去寻求依稀尚存的荆楚民俗文化遗产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大多停留在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和利用上，历史文化遗产被当成了旅游产业的筹码。当城镇化和新农村加速发展，文化作为资源被利用才发现，我们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地方传统文化已寥寥无几。把传统民俗作为旅游景点，变成了时尚消费品和文化标签。过分商业化的传统民俗，失去了历史文化的底蕴，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意义。

    荆楚人发祥的荆棘草莽山地，生活的江汉河湖楚水，养育的云梦泽冈平原，是荆楚民俗文化发生发展的特有自然基础。荆楚人狩猎、耕种以求生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以求发展，鼓舞踏歌以祀神祭天，择吉婚嫁以祈幸福美满，视死如生“鼓盆而歌[8]”以慰丧葬，这些是荆楚民俗文化发生发展的特有社会基础。荆楚民风民俗随着社会变迁已然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荆楚民风民俗不仅受到以上八个方面的影响，还受到市场经济，生产耕作方式，自然地理，种养物产，地域生态，早婚早育、近亲婚配等生活禁忌，以及平均主义、无计划性生活方式、原始宗教信仰观念回归等方面的影响。愿独抒性灵的荆楚民间风俗发扬光大，“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9]”

[1] 陶立璠“现代化带来的民俗文化的变迁”载中国民族报 2004年2月6日第012版

[2] 陶立璠“现代化带来的民俗文化的变迁”载中国民族报 2004年2月6日第012版

[3] 南朝梁时 宗懔 《荆楚岁时记》

[4] 南朝梁时 宗懔 《荆楚岁时记》

[5] 《尚书》

[6] 韩愈《师说》

[7] 南朝梁时 宗懔 《荆楚岁时记》

[8] 鼓盆而歌：即鼓盆歌，流传于荆州市沙市区农村的一种丧葬仪式

[9] 楚国 屈原 《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