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与龙的渊源由来已久。粽祭、系五彩丝、龙舟竞渡及送瘟等古老的端午特色习俗中都能见到“龙”的身影。  

“龙”为中华儿女的共同信仰，端午是华夏子孙共度的节日，两者的结合正体现了植根于中华民族本源的共同情结。

那么龙与端午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呢？

这便要从“龙”的原始功能与端午起源说起。

中华民族对于龙的信仰起源很早。在辽宁阜新县发现的大型石塑龙距今已超过八千年历史(《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 1995年3月19日版。)。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就有“龙”图腾的崇拜意识。

然而，“龙”是真实存在的吗？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们众说纷纭。无龙派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这种生物，它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另一说则把龙与蛇关联起来，认为龙只是蛇的变形。

闻一多先生也对这一命题进行过考证。在他的著作《伏羲考》中认为，“龙”的图腾形象是部落间不断征战、兼并与融和的产物。一个部族打败另一个部族后，为使各民族与部落能够团结统一在一种图腾信仰之下，便兼容并蓄了其他部族的图腾样式。最终形成一种虚拟的兼收各种图腾特征的形象——龙。

笔者认为，“龙”的原型是存在的。而且作为一种凶猛的动物还一度成为人类驯化的对象。

一、真实存在的龙

《左传》记载：。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

鲁昭公二十九年秋，龙出现在晋国。晋国大夫魏献子问太史蔡墨：我听说龙是很聪明的，从来没有被生擒过。是真的吗？蔡墨答道：并不是龙聪明，而是现在的人没有活捉龙的能力。古人养龙，因此国中有豢龙氏、御龙氏。献子说：“这个两姓氏，我也听说过，但不知其来历，能说给我听吗？”于是蔡墨就将董父驯龙以供帝舜使用与刘累为孔甲饲龙的故事讲于献子。蔡墨接着说道：“龙，是属于水生之物，水官废弃了，所以龙不能被人活捉（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这段记载虽没有详细描述“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但却告诉我们在三皇五帝时代龙并不是稀罕之物，饲龙驯龙已成为一种职业。正如太史蔡墨最后所说：“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如果不是（那时）早晚都能见到（龙），那么怎能了解它的状况呢？）

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曾介绍过一件战国时期的蟠螭豢龙纹青铜卣，上有一人左手执鞭驱赶一只鳄形龙动物。①

（图片出处：《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作者：朱乃诚）

正史《新唐书》中有一段关于龙的有趣记载：贞元年间（唐德宗年号），在资州这个地方捕获了一条身长丈余的龙，西川节度使韦皋将其献于德宗。百姓闻讯，纷纷赶来观看，并上香祭拜。三日后，龙被烟薰而死。（贞元末，资州得龙丈余，西川节度使韦皋匣而献之，百姓纵观，三日，为烟所薰而死。《新唐书·志第二十六·五行志三》）

这一材料出现在正史之中，而且其记载并没有夸张与神化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有价值的信息：一是，龙可能是一种两栖动物，它也会脱水死亡。只不过这种生物罕见罢了；二是，在唐代龙已成为一种稀有生物，那时人们对它的崇拜就显得盲目了。

二、“龙”的两个原始功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龙”已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中走下神坛，在很多史料记载及文物中常以一种被人类驾乘的形态出现。

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画中人物侧身直立，身佩长剑，持缰御龙。姿态从容。头顶的华盖，显示着人物高贵的身份。

（图片出处：《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作者：朱乃诚）

图中可以明确地看出“龙”是作为一种人类的驾乘工具而存在。

屈原作品中很多有关驾龙、乘龙的描写。如《东君》：“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大司命》：“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离骚》：“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云中君》：“驾龙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湘君》：“驾飞龙兮”等等。 这些关于“龙”的描述都以一种被驾驭的形式展现。表明龙的古老而原始的功能是一种为人所驱使的运载工具。但与马的作用不同，“龙”作为具有神奇力量的承载工具，是一种特权的象征。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执中而获天下”（《大戴礼·五帝德》）。

以上历史文献记载可以看出，人类将龙作为一种驾乘工具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它彰显的是帝王的权势与尊贵，代表着一种神圣的驾驶力量。

西汉以降，龙的形象被人格化（秦始皇被喻为“祖龙”；刘邦具龙颜，为“赤帝之后”《史记》）。“龙”一跃成为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工具。由此，帝王便成为人格化的龙的形象再次走上神坛，被人们顶礼膜拜。随着环境与人们观念的改变，“龙”作为驾乘工具的原始功能已被遗忘。龙的形象逐渐神秘化，最终成为一个信仰的符号。

龙的甲骨文“ ”和金文“ ”的象形文字，头上都有冠形标记，下为蛇形。可以看出龙的原始形态为一种凶猛的蛇形动物。篆文中则将冠形标记“ ”写成“ ”，字形为“ ”。 “ ”的原始字义为给奴隶或罪犯刺字的刀。《说文》中的释义为：辛，大罪也。在龙的首部用“辛”字有压镇之义，可引申为厌胜。（这一释义在何新所著《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中有详细分析与阐述。大家可参阅）由此可知，“厌胜”是“龙”为人类所用的另一种古老而原始的功能。

笔者注意到，在《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中提及龙与虎在象形文字中有相似的字形结构（上亦有“辛”字表“刑杀镇伏之义” ②）.这让笔者联想到虎在端午节中的功用。

在“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项目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对虎的崇拜也是端午民俗事项的重要组成部分。秭归过端午的传统民俗中，人们要扎挂虎形的艾草；制作虎形香包；用雄黄酒在小孩子额头画王字。这是一种古老的“借物厌胜”的民俗心理。它有借助健壮凶猛的野兽驱疫辟邪的寓意。这种原始的民俗心理对民俗的传续有着巨大作用。如同过年贴的春联、正月十五的花灯，其祈福内涵大于实际意义。人们可以代代相袭，而不证其实效。其实，“龙”在端午节中的最初功用也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三、端午的起源

再来谈谈端午的起源。关于端午的起源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源自历史名人。如屈原、伍子胥、介子推、陈临、曹娥等，其在历史上各有兴盛之地。二是源于古吴越民族的图腾祭。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将端午定义为“龙的节日”。据其考证，端午起源于古代吴越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端午节是龙的节日。第三种说法是起源于夏至节。

笔者认为起源“夏至”的说法较为准确。

第一，中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家，对于农时的关注有着悠久的历史。牛栏洞遗址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就发现了栽培水稻的遗存，距今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孟子曾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据钱穆先生的考察：“中国人重农事，故改从阴历。除夕方尽，元旦随起。除旧布新，天运循环。阴历二十四节，取名日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所取名，皆与农事及日常人生有关。上述二十四番花信风，即从小寒起。是中国从汉武帝时，虽决然一依阴历夏时，而阳历中之重要点，亦复保留。”（钱穆《双溪独语》）这些都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农时的意识，并以历法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二十四个节气中，夏至是最早被古人确定的四个节气之一。

第二，关于夏至的记载较早见于《夏小正》：“时有养日”。这说明有关夏至的历法不会晚于战国时期；与端午相关的记载始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其实，此记载只记述了五月五日避瘟活动与屈原有关，但并没有“端午”的说法。端午（五）一词较早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用角黍,龟鳞顺德。”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四仲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说明端午的由来要晚于夏至。

第三，夏至与端午有相同的习俗。《荆楚岁时记》③载：“夏至节日。食粽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稯。栋叶插（头）。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荆楚岁时记》中已有端午名称及习俗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将食粽、系五彩等我们所熟知的，认为是端午特有的相关习俗归于夏至节，可见夏至与端午确有渊源。《风俗通义》中也有食粽的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推测早在汉代就有五月五日及夏至食粽的习俗。但那时的五月五日并不指端午。

关于竞渡的习俗。《玉烛宝典》记载：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望。《春秋考异邮》云：“夏至水泉跃。或因开怀娱目，乘水临风，为一时下为之赏，非必拯溺。”在隋朝人杜台卿的这本关于古代礼仪及社会风俗的著作中，明确地将竞渡的风俗归于夏至的娱乐活动之中。“非必拯溺”也就是说竞渡习俗并不为纪念屈原。

综上所述，夏至的发端要早于端午。而我们熟知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端午习俗都曾出现在夏至习俗的相关记载中。因此，有理由相信夏至是为端午之滥觞。两者有相同的社会功能。

夏至的起源除应天时、农时而生外，还契合了古人的阴阳哲学。《礼记·月令》：“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在古人看来，夏至的五月正是阳极而衰，阴气萌动之时。因此古人将五月称为“恶月”。《荆楚岁时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汉代董勋的《问礼俗》：“五月俗称恶月。俗多六斋放生。”京师谚曰：“善正月，恶五月。”

所谓的“恶月”只是人们对于突发的流行疾病缺乏科学认识。夏至的五月，正是细菌滋生，疫病流行的时候。在医学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人类对抗疫病只能利用大自然的恩赐。《夏小正》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汉代《大戴礼》云：“午日以兰汤沐浴”。《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元代的瞿佑《四时宜忌》云：“五日午时饮菖蒲雄黄酒，辟除百病，而禁百虫。”明代冯应景在《月令广义》介绍说：端午日用朱砂醑，辟邪解毒。这些记载表明，夏至与端午在本质上是防疫抗瘟的公共卫生节日。

既然五月被古人称为“阴阳争，生死分”的“恶月”，那么通过厌胜的方式来攘疫驱瘟就成为人们祈求健康平安的必然选择。五月是为“恶月”，重五的五日就被称为“恶日”。在“恶月恶日”举行盛大的“厌胜”活动，大概就是夏至向端午过渡的开端。

端午“厌胜”逐渐由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群体无意识公共行为演变为一种仪式性的节令活动，并世代相传。其社会功能除了增强人类战胜疫病的信心，还有警示子孙后代时节性的防瘟避疫的作用。

四、龙与端午的结合

在人们传统的厌胜心理中，凶猛的动物（如龙形、虎形）、威武的历史人物（如钟馗画像）、外形独特或面目狰狞的器物（如呑口）等都可以作为厌胜的物件。

由于“龙”自古以来就是具有灵性的运载工具，因此以龙作为送瘟驱疫的厌胜之物是再合适不过的。“龙“的这两样原始而古老的功用与端午产生的社会功能相结合，正契合了中国人传统的民俗心理。

《湖北通志》载：案今俗多於是月为龙船会，亦谓之瘟火会。其制皆以纸为船，形长丈余。盛者或以五采绫绢为之。设层楼飞阁於其脊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及瘟神、水官等像。旁列水手十余，装束整齐。金鼓箫板旗帜导龙而游，曰迎船。好事者更扮为故事人物，务极诡丽。数日后，以茶米、楮币实舱中。如前仪，导送河干焚之，曰送船。又别开坛建醮，动连旬日”。如武昌（今鄂城县）、大冶、靳水、麻城、黄安、广济、云梦、应山诸县皆尚此俗。糜费甚矣。龙船会（瘟火会）仪式性的习俗，从“迎船”到“送船”其最终目的就是驱走瘟疫、灾祸等诸不祥。这一古老的风俗曾流行于湖北大部分地区，如今依然较完整保有相似风俗的是湖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

我们在开展“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项目调查时，也发现一些逐渐消亡的民俗事项中，龙舟是实现厌胜功能的重要载体。如秭归端午的龙舟竞渡民俗活动。在传统竞渡仪式中，赛前须由龙舟打鼓手高声念道：“众清弟子，造下飞龙一只，三代公祖，老少亡人，一起请上神船。见船赢船，见船会船。”竞渡结束，鼓手必言：“摆子痢疾，肤麻痘症，一次请下神船，送下扬州，永不回头”④。可见龙舟不仅是竞技与祭祀（包括祭祀屈原与祖先）的工具，也承载着驱灾送瘟的厌胜功能。

以上所述为公共的厌胜行为。关于个人的借物厌胜方式，在过去的秭归端午民俗采风中也有记录：旧社会视划龙船为扫瘟，即使不划船，几乎每家每户都要请人用竹子做一个模具，放在家中避瘟。俗语说得好：“龙船会、保安康，早下洛阳。”⑤

遗憾的是一些古老的民俗事项只留存于相关的田野调查文字之中，现今的端午民俗已难见其踪影。

注 释：

①朱乃诚：《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发布时间： 2012-02-01

②何 新：《龙·神话与真相》，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③《荆楚岁时记》是关于古荆楚地区岁时活动的笔记体文集，作者南朝人宗懔祖

居江陵。该书所记录均为作者及其家族亲历的社会生活，可信度较高。

④《秭归端午田野调查报告》被采访人：龚永昌；采访时间：一九八四年；

编辑单位：湖北省宜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

⑤《秭归端午田野调查报告》采访人：段德新；被采访人：周立国；采访时间：2004年6月25日；地点：船厂  

编辑单位：湖北省宜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