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打鼓说书是流传在当阳及周边地区的一种古老的说唱艺术。因其唱词说白以当阳方言为基础，唱腔和调式以当阳民歌为基础，表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故称“当阳打鼓说书”。

艺人主要以盲人为主，旧时以此形式乞讨谋生，后来发展到茶馆坐台演唱，主要演唱中长篇鼓书，时间短则三五天，长则数月。婚丧嫁娶，做生祝寿也有人家请鼓书艺人唱堂会。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被搬上舞台，是一种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艺术。艺人们的活动范围不仅遍及当阳的每个角落，而且也在周边的宜昌、荆门、枝江、远安等地演唱。有的艺人还远到湖南、贵州、四川、重庆等方言相近的地区演唱。

当阳打鼓说书具有语言生动活泼，唱词通俗押韵，说白散韵相间，表演手法灵活多样的特点，艺人表演都是单个进行，演唱时一手抱鼓，一手以鼓签击鼓，边说边唱。说唱并重。唱腔按演唱情绪的变化可分为平腔、怒腔、悲腔、喜腔。艺人们根据演唱节奏的快慢，把平腔、喜腔、悲腔归纳为“文腔”，怒腔则称为“武腔”。艺人因师承关系不同，演唱风格上也略有区别。

当阳打鼓说书的历史久远，艺人们尊春秋时期的孙膑为打鼓说书的祖师爷。据文献记载，打鼓说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庄子 · 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九歌 · 东皇太一》：“杨木包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汉代打鼓说书这种演唱形式已经流行。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墓出土的汉代说书俑，是研究我国鼓书艺术的最好物证。当阳位于鄂西山地与江汉平原的过度地带,是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交汇之地。成都出土的说书俑不论从神态、动作还是表演形式，都与现代当阳打鼓说书艺人高度一致，二者应该有传承渊源关系。另外，唐代有以鼓伴奏、说唱并茂的“俗讲”、宋代有“盲人负鼓作场”、明清之际亦有打鼓说书形式的“善书”，都说明了打鼓说书的历史悠久。因当阳打鼓说书艺人多为盲人，世代靠师徒相传，口传心记，其源流难于考证。根据现有的艺人回忆可以上溯四代，约有一百多年历史。

当阳打鼓说书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仍保持了古朴简约的原始风貌，并有大量传统书目传承，某种程度上它是我国鼓词类艺术的活化石。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传统说唱艺术的生存状况和艺术魅力，这对于研究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的起源、发展和变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活体资料，同时对于民族语言和民间音乐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打鼓说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仅存的艺人已由最多时的40余人减少到12人，且多已年迈体弱，后继乏人，抢救保护工作刻不容缓。